李鸿章(1823—1901),晚清重臣,字少荃,安徽合肥人。他的一生,几乎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所有重大事件交织:从平定太平天国与捻军,到主导洋务运动,再到甲午战争的惨败,直至代表清廷签订《辛丑条约》。他曾被誉为“中兴四大名臣”之一,与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齐名;也因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背负“卖国贼”骂名。他的一生,是晚清风云变幻的缩影,也是一个复杂而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的悲歌。
一、生平
出身与早年求学:科举入仕的精英之路
李鸿章的先祖原姓许,后过继改姓李,世代勤俭,至其高祖时已积累薄产。其父李文安(1801—1855)通过多年苦读,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使李家成为当地望族。同年考取的还有日后成为李鸿章恩师的曾国藩。 李鸿章自幼聪颖,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被选为优贡。在父亲的督促下,他赴京备考,并以“入都”十首诗抒发胸怀。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举人,三年后(1847年),24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在此期间,他正式拜入曾国藩门下,深受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为他日后投身实务、开创洋务奠定了思想基础。
投笔从戎:淮军的崛起与太平天国之战
道光三十年(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立太平天国,迅速席卷大半个中国。面对腐朽不堪的八旗绿营,清廷不得不动员汉族士绅“结寨团练”以自救。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占安庆,李鸿章受命回乡办理团练。次年,安徽巡抚江忠源殉国,李鸿章转投新任巡抚福济幕下,多次与太平军作战,官至道台。 咸丰八年(1858年)冬,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负责起草文书。曾国藩以“诚”字教诲,对其才华日益欣赏。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奏荐李鸿章“才可大用”,命其回合肥一带募勇。李鸿章迅速编练出五营淮勇,并奉曾国藩之命,乘英国轮船抵达上海,自成一军,是为“淮军”。在曾国藩的推荐下,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使淮军在两年内由六千余人增至六万余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地方武装。 淮军与英国籍军官查理·戈登率领的“常胜军”协同作战,接连攻陷太仓、昆山,包围苏州。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策反太平军将领郜永宽等人,诱降三万太平军。然而,在降军入城两天后,李鸿章的淮军却将这三万降军屠杀殆尽,并杀害了郜永宽等八名降将。此事引起戈登的强烈不满,但李鸿章却称“此中国军政,与外国无干”,并洋洋得意地向曾国藩汇报“拴杀伪王六,伪天将五,皆忠逆部下悍党,稍可自娱”。曾国藩也称赞其“眼明手辣”。此后,淮军与湘军一道,基本剿灭了太平天国,并参与平定了捻军叛乱。李鸿章因功加协办大学士,被誉为“中兴名臣”。
坐镇北洋:洋务运动的擘画者
天津教案后,曾国藩去职,李鸿章于同治九年(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后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成为同治、光绪两朝的重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权,统领一方,使李鸿章“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成为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 他深知“数千年来一大变局”,力主“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军事工业方面,他与曾国藩共同创建了江南制造总局,后又将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改称金陵机器局。他还推动在天津设立天津机器制造局。这些军工企业,从最初的仿制枪炮,逐步发展为能生产多种口径火炮、弹药,甚至修造船舰的综合性企业。 在民用工业方面,李鸿章更是高瞻远瞩。他指出,国家要“自强”、“求富”,必须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燃料供应和交通运输问题。同治十一年(1872年),面对保守派停造轮船的提议,李鸿章力排众议,强调“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并提出裁撤旧式艇船、闽沪两局兼造商船、官督商办轮船招商局的方略。他预言:“若不因时为变通,而徒墨守旧章,拘牵浮议,则为之而必不成,成之而必不久,坐让洋人专利于中土,后患将何所底止耶!”在他的推动下,轮船招商局于次年成立,旨在“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藉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与外国航运公司抗衡。此外,他还参与了电报局、唐胥铁路、开平矿务局等一系列洋务企业的创建与发展。
甲午之殇:北洋舰队的覆灭与个人沉浮
光绪十八年(1892年),李鸿章七十寿辰,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皆赐重礼,足见其当时权势之盛。然而,盛极而衰,两年后的甲午战争,成为李鸿章乃至清王朝命运的转折点。 开战前,北洋水师的发展已停滞数年,军械陈旧,经费不足。有指责称,李鸿章的亲信在购舰时收受回扣,其外甥张士珩在军需供应上提供不合格弹药。梁启超曾评论:“枪或苦窳,弹或赝物,枪不对弹,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之人皆廉明,谁能信之?”更致命的是,慈禧太后以修缮颐和园为由,挪用海军军费,导致北洋舰队急需的速射炮未能及时购置。 战争爆发后,陆军统帅叶志超临阵脱逃,致使入朝清军溃败;水师提督丁汝昌“只识弓马”,不懂海战,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虽奋力抵抗,却因炮弹问题(多为穿甲弹而非爆破弹,甚至有泥沙、煤灰填充的训练弹)未能击沉一艘日舰,最终一败涂地。李鸿章在战前曾上书光绪帝,指出北洋海军可用者“仅定远、镇远两艘”,并急购军舰,显示其焦虑。战败后,他上奏海军巨款被分储各处的情况,并自我辩解:“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糜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县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复收。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机万紧,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 甲午战败,李鸿章从疆臣首领的宝座跌落,被褫夺“三眼花翎”。然而,日本拒绝其他谈判代表,清廷只得再次启用李鸿章赴日议和。在赴马关前,他重新获赐三眼花翎,踏上屈辱的谈判之路。
晚年奔走:外交舞台的悲情谢幕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3月,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谈判期间,被日本刺客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中左脸,血染官服。此次遇刺,虽未伤及要害,却也让日本在谈判中有所收敛。最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及辽东半岛,并赔偿白银二万万两。他因此背负了“卖国贼”的骂名。梁启超记载,李鸿章遇刺后曾说“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在条约上签字时,他故意将名字写成花押体,难以辨认。条约签订后,他设法交结俄、德、法三国,促成“三国干涉还辽”,中国最终以三千万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 甲午战后,李鸿章调离直督要缺,改督两广。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奉命出使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并环游欧洲、美国。在俄国,他与沙俄签署《中俄密约》,以中国利权做出牺牲,以期联俄制日。此行中,他成为第一位照X光的中国“名人”,并将其命名为“照骨术”。在美期间,他凭吊格兰特墓,并委托公使种树。传说他立誓“终身不履日土”,返华途中,经横滨港换乘轮船时,命人在两船之间搭木板而行,终不违当日之誓。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李鸿章再次出督两广。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慈禧太后向世界各国宣战。八国联军进逼北京之际,李鸿章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督抚协议“东南互保”,避免了战火蔓延。甚至有传闻,他曾与革命党人接触,策划在两宫殉难后实施共和制,由他出任“中国总统”以维持大局,但随着两宫抵达西安的消息传出而未成。在西安方面多次敦促下,李鸿章不得已北上收拾残局。他到北京后,在毫无谈判筹码的情况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基本按照各国条件签订了《辛丑条约》。 经历八国联军、辛丑条约的协商,李鸿章心力交瘁,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1901年11月7日)午刻与世长辞,享寿七十八岁,追赠太傅,谥号文忠。据传,他重病弥留之际,沙俄公使仍迫其在不利于清廷利益的条款上签字,景况堪怜。他去世前,据传曾写下绝命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二、作品与风格
治国方略:洋务自强的实践与困境
李鸿章的“作品”并非诗词歌赋,而是他一生所推行的治国方略和所创办的近代事业。他深谙晚清“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的危机,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将“自强”和“求富”作为洋务运动的核心目标。 在军事上,他创建并现代化了淮军,使其成为清廷平定内乱、抵御外侮的重要力量。他推动建立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等军工企业,从仿制到自造,为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奠定了基础。在经济上,他力主兴办民用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局、唐胥铁路等,旨在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燃料供应和运输问题,同时与外国资本竞争,收回利权。他提出的“官督商办”模式,既利用了民间资本的活力,又保持了官方的控制,是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早期探索。 然而,李鸿章的治国方略也面临重重困境。保守势力的阻挠、清廷的颟顸腐败、经费的匮乏、用人上的亲疏之弊,以及他自身对西方制度的理解局限,都使得洋务运动难以深入。甲午战争的惨败,更是宣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模式的破产,也暴露了洋务运动未能触及制度层面的根本缺陷。
外交手腕:周旋列强间的“灵巧”与无奈
李鸿章的外交风格,正如近代史学家唐德刚所言,是“内悦昏君,外御列强”的复杂体现。他以其“灵巧的外交手腕”,在风雨飘摇的晚清,努力为国家争取一线生机。 他深知清廷积弱,面对列强只能以“以夷制夷”的策略,在夹缝中求生存。他曾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与秘鲁签订《中秘通商条约》,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等。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他巧妙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促成“三国干涉还辽”,为中国赎回了辽东半岛。在环球出访期间,他与各国元首会面,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展现了中国外交官的风采。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虽有牺牲利权之处,也是在当时国际环境下,试图拉拢俄国以制衡日本的无奈之举。 然而,李鸿章的外交,始终是在弱国无外交的背景下进行的。他所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马关条约》、《胶澳租借条约》、《中俄密约》、《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以及《辛丑条约》,无一不是不平等条约。他的“灵巧”往往伴随着巨大的“无奈”,他所争取的,常常只是在既定损失中尽量减少损失。他的外交生涯,充满了悲剧色彩,也折射出近代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屈辱与挣扎。
三、思想与性格
经世致用:曾门弟子的务实精神
李鸿章的思想底色,深受其师曾国藩“经世致用”学说的影响。他不像传统儒生那样空谈义理,而是将目光投向现实问题,致力于寻找解决国家危机的实际方案。他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科技的先进性,并力主学习西方军事、工业技术,以图“自强”。 他曾指出,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来一大变局”,若“徒墨守旧章,拘牵浮议”,必将“坐让洋人专利于中土”。这种务实的态度,使他能够超越当时许多士大夫的狭隘眼界,成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关注具体的器物制造、企业经营、外交谈判,而非抽象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既是他的长处,也是他所处时代和个人局限性的体现。
“内悦昏君,外御列强”:复杂处境下的挣扎
李鸿章的性格是多维且充满矛盾的。他既有传统士大夫的忠君思想,又具备近代政治家的务实精神;他既有开明的改革意识,又难以摆脱官僚体制的束缚和个人利益的考量。 他身处清末“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内忧外患,既要“内悦昏君”——小心翼翼地周旋于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之间,以求获得支持和避免倾轧;又要“外御列强”——在列强的虎视眈眈下,竭力维护国家利益。这种双重压力,使得他的人格呈现出复杂的面向:他既有为国奔走的赤诚,也有为保全自身而妥协的无奈;他既有开疆拓土的雄心,也有签订屈辱条约的悲情。 他深知自己的处境,在甲午战败后,一句“知我罪我,付之千载”道尽了其内心的悲凉与对历史评判的坦然。他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时期,以其有限的认知和能力,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悲剧英雄。
毁誉参半:历史评价的争议与反思
李鸿章的一生,始终伴随着巨大的争议。他被誉为“中兴名臣”,因为他平定内乱,创建淮军,开启洋务,为清廷续命数十年。他被视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因为他最早认识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威力,并付诸实践。 然而,他也被斥为“卖国贼”,因为他签订了《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他在淮军杀降、北洋舰队军费挪用等事件中的角色,也成为其人格上的污点。这种两极分化的评价,恰恰反映了李鸿章所处时代的复杂性,以及他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无奈。理解李鸿章,就是理解近代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
四、后世评价
“中兴名臣”与“卖国贼”:两极分化的历史定论
李鸿章去世后,对其评价便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一方面,他被视为清末“中兴名臣”之一,因其在平定太平天国、捻军叛乱中的卓越军事才能,以及在洋务运动中开创近代工业、军事、外交的巨大贡献。他被认为是晚清少数能洞察世界大势、力图变革的实干家。 另一方面,他因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尤其是《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而长期被冠以“卖国贼”的骂名。这种评价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色彩,反映了国人对国家主权沦丧的愤慨。
梁启超的洞见:一位“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
在李鸿章去世后不久,其门生梁启超便著《李鸿章传》,对其进行了较为客观和深刻的评价。梁启超指出:
“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 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是“时势所造之英雄”,他所处的时代,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而李鸿章正是这个变局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他肯定了李鸿章的才干和对国家危机的认识,也指出了其在制度层面改革的局限性。梁启超的评价,超越了简单的褒贬,将李鸿章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审视,为后世研究提供了重要视角。
今日回望:理解近代中国的关键坐标
时至今日,对李鸿章的评价仍在不断深化和修正。我们不再简单地将他标签化,而是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试图以一己之力挽救危局的复杂人物。他既有远见卓识,也有时代局限;他既有功绩,也有过失。 李鸿章的意义在于,他几乎全程参与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早期探索,他的成功与失败,都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他所代表的洋务派,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一批“睁眼看世界”并付诸实践的群体。他的外交生涯,更是弱国在列强环伺下如何挣扎求存的生动写照。理解李鸿章,就是理解近代中国在剧烈转型期的阵痛、困惑与无奈,他是我们理解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关键坐标。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中文)
五、延伸阅读
推荐传记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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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全集》:顾廷龙、戴逸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是目前最全面的李鸿章文献汇编。
- 《李鸿章传》:梁启超著,近代最早且影响深远的李鸿章传记,对理解其历史地位有重要参考价值。
- 《李鸿章大传》:唐德刚著,以其独特的“历史三峡”理论,对李鸿章进行了深入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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