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曾寿

一、生平

出身与早年求学（清末士人的养成）

陈曾寿（1878年—1949年），字仁先，自号苍虬，亦作沧虬，别号耐寂、复志、焦庵等，室名陈庄、苍虬阁、旧月簃、石如意斋等。他出生于湖北蕲水（今浠水），世代书香，其曾祖父陈沆更是嘉庆年间的状元，家学渊源深厚。在清末的动荡岁月中，陈曾寿在武昌两湖书院接受教育，师从著名学者梁鼎芬，为他日后的诗文创作和政治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绪年间，陈曾寿中举人后，曾撰写《平定粤匪战事图说》，展现出对时局的关注和史论才华。1903年，他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先后担任刑部主事、学部郎中，并曾出游日本考察。他一度成为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幕僚，在新政推行方面多有建树，后升任都察院广东道监察御史，成为一名言官，体现了其早期在清廷中积极作为的士人抱负。

民国隐居与复辟风波（遗老心境的挣扎）

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覆灭，中华民国成立，这给陈曾寿这样心怀故国的传统士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袁世凯曾邀请他出任提学使，但他坚辞不受，选择寓居杭州西湖，后迁居上海，以卖画为生，以示对清室的忠贞。这一时期，他与寓居青岛的刘廷琛等遗老交往密切，共同寄托着对旧朝的思念与对新政权的不认同。 1917年，陈曾寿与刘廷琛一同赴北京参与张勋复辟，被授予学部侍郎一职，这无疑是他“忠悃之怀”的极致体现，尽管复辟最终以失败告终。事后，他再度隐居杭州南湖，奉养母亲，并与近邻俞明震等人诗词唱和，在艺术与文学中寻求慰藉，这既是他政治失意的写照，也是他作为传统文人精神世界的延续。

伪满仕途与晚年（忠悃之困的悲歌）

1925年，陈曾寿追随逊帝溥仪前往天津，担任婉容的师傅，继续以其方式守护着清室的尊严。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溥仪出任“执政”，陈曾寿也随之出任执政秘书、近侍处处长、内廷局局长等要职。这一选择，无疑是他“忠君”思想的延续，却也使他卷入了复杂的历史漩涡，背负了“伪官”的争议。然而，即便身处伪满政权，陈曾寿的传统士人风骨并未完全泯灭。1937年，他因清陵庙事务与日本人发生冲突，触怒日方，遂被免职，迁居北京。这表明他虽身在伪满，但其忠诚的对象仍是清朝的祖宗社稷，而非日本侵略者。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迁居上海。1949年，陈曾寿在上海逝世，享年七十二岁。他的一生，是晚清遗老在时代巨变中挣扎、坚守与沉浮的缩影，其人生轨迹深刻地塑形了他的创作与气质。

二、作品与风格

诗词著述（苍虬阁与旧月簃）

陈曾寿的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诗词领域，其代表性诗集为《苍虬阁诗》，词集为《旧月簃词》。此外，他亦精于书画，1921年创作的《第三十四洞天图》便有胡嗣瑗、郑孝胥、朱祖谋、杨锺羲、陈宝琛、李孺、陈三立、溥儒等众多名家题跋，足见其艺术造诣和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尽管材料未详述具体篇章，但从其诗词集的命名和后世评价中，我们已能窥见其作品的整体风貌。

诗风特征（凄惋雄挚，兼采众长）

对于陈曾寿的诗歌风格，清末民初的著名诗论家陈衍在《苍虬阁诗存序》中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独肆力为凄惋雄挚之诗”。这意味着陈曾寿的诗歌以表达深沉的悲伤、哀婉的情绪以及雄浑、刚健的气魄为主要特色。陈衍进一步指出，他的诗风“兼韩之豪，李之婉，王之遒，黄之严”，即融合了韩愈诗歌的豪迈奔放、李商隐诗歌的婉约细腻、王安石诗歌的遒劲有力以及黄庭坚诗歌的严谨精炼。这表明陈曾寿并非拘泥于一家一派，而是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兼具多重美学特质的诗歌面貌。

风格演变与深醇悱恻（忠悃之声的沉淀）

汪国垣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将陈曾寿比作“天英星小李广花荣”，这一比喻暗示了其诗歌的精妙与忠义。汪国垣指出，陈曾寿“诗屡易其体”，显示出其在艺术探索上的不懈追求和风格上的多变。他提到，陈曾寿“中年以后，取韵于玉溪、玉樵，取格于昌黎、东坡、半山”，即在诗歌的韵味上学习李商隐（玉溪）和王安石（玉樵，即王荆公），在格调上则效法韩愈（昌黎）、苏轼（东坡）和王安石（半山）。这进一步印证了他融汇各家之长的特点。尤为重要的是，汪国垣强调陈曾寿“晚年身世又与王官谷、野史台为近”，意指其晚年经历与那些心怀故国、身世飘零的遗老相似，这使得他的诗歌充满了深沉的家国情怀。他以“忠悃之怀，写以深语，深醇悱恻，辄移人情”来概括陈曾寿诗歌的精髓，指出其忠诚之心通过深邃的语言表达出来，情感深厚醇厚，哀婉动人，常常能打动读者的心弦。这种“深醇悱恻”的诗风，正是他个人经历与时代变迁在其作品中的深刻印记。

三、思想与性格

遗民情结与忠悃之怀（传统士人的坚守）

陈曾寿的思想核心，无疑是其深厚的“遗民情结”与“忠悃之怀”。他生于清末，长于清朝，接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教育，对清王朝抱有深厚的感情和忠诚。这种忠诚并非盲目，而是根植于传统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以及对“君臣大义”的坚守。当清朝覆灭，他拒绝袁世凯的邀约，参与张勋复辟，甚至在伪满洲国担任要职，这些选择都源于他内心深处对清室的忠贞不渝。然而，这种忠诚也使他陷入了历史的困境。在伪满洲国任职，无疑是其人生中极具争议的一笔。但从他因清陵庙事务触怒日本人而被免职一事来看，他的忠诚并非是对日本侵略者的屈从，而是对清朝祖宗社稷的维护。他所效忠的，是一个逝去的王朝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符号，而非任何新兴的政治势力。这种“忠悃之怀”，既是他高洁人格的体现，也是他作为传统士人在乱世中挣扎的悲剧性写照。

孤高自许与文化担当（乱世中的诗心）

在政治上屡遭挫折，甚至身陷争议之时，陈曾寿始终保持着一种孤高自许的文人气质。他寓居杭州、上海，以卖画为生，与俞明震等文人雅士唱和酬答，这表明他并未完全沉沦于政治的泥淖，而是在艺术与文学中寻求精神的独立与慰藉。他诗风兼采众长，融汇韩、李、王、黄之美，展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深厚造诣和传承的自觉。陈曾寿的诗歌，正是他“思想—情感—表达”因果链的最好体现。他将个人对故国的哀思、对世事的感慨、对理想的坚守，通过“凄惋雄挚”而又“深醇悱恻”的诗句表达出来。他的诗歌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承载着一个时代、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面对剧变时的文化担当。他用诗歌记录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也留下了传统士人精神世界在崩塌边缘的最后回响。他的核心命题，或许可以概括为：在旧世界崩塌的废墟上，如何以诗心坚守传统，以忠诚面对巨变，即便这条路充满争议与悲情。

四、后世评价

文坛定位（光宣诗坛的鼎足）

陈曾寿在晚清民初的诗坛上占据着重要地位。陈衍和汪国垣两位诗论家的评价，足以确立其在文学史上的坐标。陈衍称其诗“独肆力为凄惋雄挚之诗”，并兼具“韩之豪，李之婉，王之遒，黄之严”，这表明陈曾寿的诗歌不仅风格独特，而且艺术成就极高，能够融汇并驾驭多种古典诗歌的精髓。汪国垣更是将陈曾寿与同时代的两位重要诗人——陈三立（沧趣）和郑孝胥（散原）并列，称“沧趣、散原外，唯君鼎足焉”。这句评价至关重要，它将陈曾寿推到了“同光体”诗歌运动中“三陈”或“三遗老”的核心地位，表明他的诗歌在当时具有与陈三立、郑孝胥比肩的艺术高度和影响力。他不仅是这一诗歌流派的代表人物，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共同构筑了晚清民初古典诗歌的最后辉煌。

影响力与文学史坐标（时代变迁中的诗魂）

陈曾寿的诗歌，以其独特的“凄惋雄挚”与“深醇悱恻”的风格，为晚清民初的诗坛注入了深沉而动人的力量。他的作品不仅展现了传统士人对故国、故土的深切眷恋，也反映了他们在时代巨变面前的迷茫、挣扎与坚守。他以古典诗词的形式，记录了一个旧世界崩塌的悲歌，为后人理解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宝贵的文本。作为“同光体”的重要诗人，陈曾寿的创作实践丰富了这一诗体的内涵，展现了古典诗歌在现代转型期的生命力。他的诗歌，是传统文化在剧烈冲击下的一种自我表达和延续，对后世研究晚清民初文学、思想史以及“遗民”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今日回响（为何仍值得读）

时至今日，陈曾寿的诗歌依然值得我们细细品读。他的一生，是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典型案例，他的诗歌则以艺术的形式，忠实地记录了这种连接所带来的喜悦与悲伤、坚守与困惑。阅读陈曾寿，我们不仅能领略到古典诗词的精妙与深邃，更能透过他的笔触，感受一个时代的心跳与脉搏。他的“忠悃之怀”和“遗民情结”，虽然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却也折射出传统文化中对信念、对故土、对人伦的深沉情感。在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陈曾寿的诗歌提醒我们，去思考个人与历史、传统与现代、忠诚与选择之间的复杂关系。他的作品，是理解中国近现代转型期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一把钥匙，也是我们回望传统、观照当下的重要窗口。

五、延伸阅读

入门作品清单

《苍虬阁诗》：陈曾寿的代表性诗集，从中可感受其“凄惋雄挚”的诗风，以及对传统诗歌技法的精湛运用。
《旧月簃词》：其词作集，展现了“深醇悱恻”的情感表达，是了解其词学成就的重要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