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 - 南北朝文学家

一、生平

出生名门，早慧不羁

谢灵运（公元385年—433年），字公义，小名“客”，世人称其为“谢客”，因袭封康乐公，又称“谢康乐”。他出身于南北朝时期陈郡阳夏（今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的顶级士族——陈郡谢氏，这个家族在东晋时期便声名显赫。他的祖父谢玄是淝水之战中功勋卓著的将领，其母更是书圣王羲之的外孙女。谢灵运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天赋与聪颖，连祖父谢玄都曾感叹：“我乃生瑍，瑍那得生灵运！”（我的儿子谢瑍资质平平，他怎么能生出灵运这样聪明的孩子呢！）童年时期，谢灵运曾被寄养在钱塘道士杜子恭的道馆中，直到十五岁才回到建康（今南京）。他博览群书，才华横溢，文章一出便广受赞誉。十八岁时，他承袭了康乐公的爵位，自此“谢康乐”之名便与他紧密相连。显赫的家世、早慧的才华，以及不羁的性情，共同塑造了这位日后开创山水诗派的诗人。

宦海浮沉，心系山水

公元406年，谢灵运步入仕途，开始了他坎坷的为官生涯。他曾追随抚军将军刘毅，担任记室参军。然而，东晋末年政局动荡，权臣刘裕崛起，最终取代东晋建立了刘宋王朝。谢灵运的仕途也随之跌宕起伏，爵位由公降为侯，职位也几经变动。他虽身居要职，却始终觉得自己未受重用，心中常怀不平。这种政治上的失意与抱负难伸，使得谢灵运多次称病不上朝，转而寄情于山水之间。公元422年，宋武帝刘裕去世后，谢灵运被外放为永嘉太守。在任一年后，他便以病为由辞官返乡，隐居于故乡会稽（今浙江绍兴县）的山水之间。这次隐居，不仅是他政治失意的体现，更是他诗歌创作转向山水的关键转折点。

隐逸与流放：悲剧的结局

公元426年，宋文帝刘义隆召谢灵运回朝担任秘书监，但谢灵运依然故我，多称病不朝，沉溺于游山玩水。最终，他再次请辞东归，开始了第二次隐居生活。然而，他日夜游宴，生活放荡，于公元428年被免职。公元431年，谢灵运因在故乡“决湖造田”一事与会稽太守孟𫖮发生冲突，被孟𫖮告发。尽管宋文帝一度认为他被诬陷，未予追究，并任命他为临川内史，但谢灵运仍旧荒废政事，遨游山水。最终，他因拒捕司徒刘义康派来逮捕他的人员，犯下死罪。宋文帝惜其才华，降死一等，将其流放至广州。公元433年，有人告发谢灵运在广州参与谋反，宋文帝下诏，将其在广州处以弃市死刑。谢灵运一生信奉佛教，临死前仍不忘布施，捐出自己的胡须，用以装饰南海祗洹寺的维摩诘菩萨佛像，为他传奇而悲剧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二、作品与风格

山水诗的开创者

谢灵运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贡献，无疑是开创了“山水诗”这一重要的诗歌流派。在谢灵运之前，东晋诗坛盛行的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诗歌多以抽象的哲理思辨为主，缺乏对自然景物的具体描摹。谢灵运的出现，彻底扭转了这一局面。他将诗歌的目光从玄虚的哲理转向了具象的自然山水，以其独特的笔法，将山川河流、草木鸟兽的生动景象引入诗中，使得山水不再是玄理的附庸，而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他打破了玄言诗的藩篱，以其亲身游历的经验，在诗歌标题中明确标示游览地点与方式，力求忠实地描摹山水景物的本来面貌，让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地欣赏自然之美。自谢灵运始，山水诗才真正成为中国文学的一大流派，为后世的田园诗、边塞诗等题材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精雕细琢的自然画卷

谢灵运的诗歌以其“极貌写物，刻划入微”的特点著称。他擅长客观写实，对自然景物的描绘细致入微，仿佛一幅幅精雕细琢的画卷。他的诗句讲究字句的锤炼，工整密丽，善用典故，常有“名章迥句”脱颖而出。南朝文学批评家锺嵘在《诗品》中评价他的诗“尚巧似，而逸荡过之”，又赞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曲丽新声，络绎奔发”，足见其在艺术修辞上的高超造诣。谢灵运的诗风，受到西晋“太康雕琢之风”的影响，多采用骈偶句式，追求语言的精炼与华美。这种对艺术修辞的重视，不仅提升了山水诗的审美价值，也进一步推动了南朝乃至唐朝诗歌注重艺术形式与语言技巧的风潮，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中情怀：愤懑与自解

谢灵运的诗歌不仅是山水景物的描摹，更是他个人情感与思想的投射。他在政治上的屡次沉浮，使得他“常怀愤愤”之情。这种政治上的失意与内心的苦闷，常常融入到他笔下的山水之中。他寄情山水，既是为了寻求心灵的慰藉，也是为了表达自己不被理解的痛苦与彷徨。然而，谢灵运的诗歌并非一味地沉郁。他出身士族，深受玄学影响，在痛苦之余，也常表现出一种“以乐天安命自解”的思想。他试图通过山水景物来体悟玄理，将玄言诗中抽象的概念具体化、生活化，从而在自然中寻求精神的超脱与安宁。这种将政治失意、人生苦闷与山水之美、玄理思辨相结合的独特情怀，使得他的山水诗具有了深沉的内涵和丰富的层次。

三、思想与性格

名士风流与入世情怀

谢灵运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典型的士族名士，其思想与性格深受时代风气影响。他出身高贵，自幼聪慧，博览群书，兼具儒家的入世抱负与玄学的超然风度。他曾积极出仕，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这体现了他作为士大夫“兼济天下”的入世情怀。然而，他为官时却又“放荡残虐、役使百姓”，这与他名士的清高自许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反映了他性格中骄纵任性的一面。这种矛盾性，正是谢灵运复杂人格的体现。他既有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又有对自由不羁的向往；既有对国家社稷的关怀，又有对个人得失的计较。这种内在的张力，使得他的人生轨迹充满了戏剧性，也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深厚的情感基础。

山水寄情与玄理思辨

政治上的失意与现实的困厄，促使谢灵运将目光投向了山水。他并非单纯地欣赏自然风光，而是将山水作为寄托情怀、体悟玄理的载体。在他的诗歌中，山水不仅是美的呈现，更是哲思的寓所。他试图在自然万物中寻求生命的意义和精神的解脱，这与当时盛行的玄学思潮一脉相承。此外，谢灵运对佛教亦有深入研究。他不仅参与翻译佛经，对梵文有所认识，还曾润饰《大般涅槃经》，并撰写《十四音训叙》以注解经文，甚至托名僧肇作《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注》。这表明他不仅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具有深厚学养和宗教情怀的思想者。佛教的因果轮回、超脱尘世的观念，无疑也为他政治失意后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慰藉与出口。

“才高八斗”的傲岸

谢灵运的性格中，最鲜明的特质之一便是其非凡的自信与傲岸。他曾留下“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的豪言壮语。这句流传千古的“才高八斗”典故，不仅展现了他对曹植的推崇，更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对自己才华的极度自信，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近乎狂傲的自负。这种傲岸的性格，既是他文学成就的底气，也可能是他政治生涯屡遭挫折的原因之一。他恃才傲物，不愿屈从，使得他在官场上难以圆滑处世，最终导致了悲剧性的结局。然而，正是这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傲骨，成就了他独树一帜的诗歌风格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四、后世评价

开宗立派，影响深远

谢灵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他以一己之力开创了山水诗派，彻底改变了东晋以来玄言诗独霸诗坛的局面。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从重玄理向重景物、重情思的转变，为后世描绘自然风光的诗歌创作指明了方向。南朝的谢朓、何逊，乃至唐代的孟浩然、王维等众多山水诗人，都深受其影响，在谢灵运开辟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与创新。在艺术上，谢灵运对诗歌修辞的重视，也开辟了南朝诗歌崇尚精巧艺术的新局面。他精雕细琢的语言，对仗工整的句式，以及对景物细致入微的刻画，都为后世诗歌的艺术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名家赞誉与艺术成就

谢灵运的诗歌成就，得到了历代文人学者的广泛认可。南朝文学批评家锺嵘在《诗品》中将其列为上品，称赞他的诗“尚巧似，而逸荡过之”，并具体指出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肯定了他在语言艺术上的卓越表现。唐代大诗人李白更是对谢灵运推崇备至，曾发出“吾人咏歌，独惭康乐”的感慨，表达了对谢灵运山水诗成就的由衷敬佩，甚至自愧不如。这些来自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文学巨匠的赞誉，充分说明了谢灵运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和其作品的艺术魅力。

为何至今仍值得读

谢灵运的诗歌之所以至今仍值得我们反复品读，不仅在于他开创了山水诗这一重要的文学流派，更在于他将个人生命体验与自然山水完美融合的艺术手法。他的诗歌，既有对自然景物细致入微的描摹，又有政治失意后的愤懑与彷徨，以及在玄理与佛法中寻求慰藉的深沉思考。他笔下的山水，不再是冰冷的背景，而是承载着诗人情感与哲思的生命体。在谢灵运的诗中，我们能感受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面对乱世的挣扎与超脱，也能体会到人类共通的对自由的向往、对美的追求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探寻。他的诗句，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以其清新自然的意象和精巧的语言，至今仍能触动人心，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充满诗意的世界。

五、延伸阅读

入门作品清单

《登池上楼》：谢灵运的代表作之一，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池塘春景，寄寓了诗人政治失意后的闲适与无奈。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通过对山水景物的描绘，展现了诗人隐居生活的乐趣与对玄理的思考。
《从游京口北固应诏》：在应诏之作中，依然能看到谢灵运对山水景物的独特观察和描绘，体现了其山水诗的风格。
《入彭蠡湖口》：描绘了湖口壮丽的自然风光，展现了诗人开阔的胸襟和对自然的敬畏。

代表作品小辑

《登池上楼》
主题：春日池塘景致与诗人闲适而略带忧郁的心境。
一语点评：开创山水诗先河的典范之作，景物描写精巧，情景交融。
一句经典意象：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