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与义

陈与义（公元1090年—1138年），字去非，号简斋，洛阳人，是连接北宋与南宋诗坛的重要诗人。他的一生，恰好横跨了北宋末年的繁华与南宋初年的动荡，其诗歌创作也因此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展现出从清丽雅致到沉郁顿挫的显著转变。

一、生平

陈与义的生命始于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的洛阳，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古都。他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曾祖父陈希亮曾是苏轼的凤翔知府上司，这层家族背景或许也为他日后对文学的敏感与追求埋下了伏笔。少年时期，陈与义便展现出对诗歌的浓厚兴趣，十五岁游历杭州，次年便向当时的诗坛前辈崔𬸘请教诗理。崔𬸘“天下书虽不可不读，然慎不可有意于用事”的教诲，强调诗歌创作应自然真挚，避免刻意堆砌典故，这对他早期的诗风产生了深远影响。十七岁时，陈与义已在太学就读，并有机会接触到京城富人姜浩家中的珍稀藏书，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基础。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陈与义考中甲科进士，步入仕途，先后担任开德府教授、太学博士、著作佐郎等职。他曾因一首《墨梅》诗得到徽宗皇帝的赏识，仕途一度顺遂。然而，北宋末年朝政腐败，蔡京、童贯、梁师成等权臣把持朝政，陈与义对此深感不满，也因此在政治斗争中受到牵连，被贬为监陈留酒税。靖康元年（1126年），金人南下，北宋王朝覆灭，史称“靖康之变”。这场巨变彻底改变了陈与义的命运，他正值父丧，不得不离开陈留，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避乱生涯。宋室南渡后，陈与义在战乱中颠沛流离，足迹遍布襄汉、邓州、房州、均州、岳州、洞庭、衡山等地，甚至一度权摄知州事，亲历了南宋初年社会的动荡与民生的艰难。这段苦难的经历，让他对国家命运和百姓疾苦有了更深切的体会。绍兴元年（1131年），他终于抵达南宋行在所会稽，并于次年跟随高宗至临安。此后，陈与义的仕途再次迎来转机，历任中书舍人、吏部侍郎、礼部侍郎等要职，甚至一度升至参知政事（副宰相），成为南宋朝廷的重要官员。然而，长期的奔波与心力交瘁也让陈与义饱受疾病困扰，他曾因病请求退休，在桐乡青镇的寿圣院塔下安居，并命名居所为“南轩”，在此重新提笔作诗。这段相对宁静的时光，让他得以沉淀心境，也为他后期诗歌的成熟奠定了基础。绍兴八年（1138年），陈与义以资政殿学士知湖州，不久因病辞官，旋即病逝，享年四十九岁。他的一生，从北宋的文人雅士到南宋的流亡官员，再到朝廷重臣，其命运轨迹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也深刻塑造了他独特的诗歌气质。

二、作品与风格

陈与义的文学创作，以“靖康之难”为分界线，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前后两期风格，这使他成为南北宋之交诗风转变的典型代表。 前期诗风：明快清丽，流连光景 在靖康之变前，陈与义的诗歌多表现个人生活情趣，诗风明快清丽，语言雅致。他善于捕捉自然景物中的细微之美，将闲适的心境融入诗中。例如在《和张规臣水墨梅五绝》中，他以“巧画无盐丑不除，此花风韵更清姝。从教变白能为黑，桃李依然是仆奴”的诗句，称赞梅花清淑高洁的品格，以俗艳的桃李作反衬，展现出一种超拔尘俗的审美情趣。又如《夏日集葆真池上》中的“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以及《春日二首》中的“朝来庭树有鸣禽，红绿扶春上远林。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都以清新自然的笔触，描绘了日常生活中令人愉悦的瞬间，流露出对光景的眷恋和对诗意的敏感。这一时期的作品，令同时代的诗人为之倾倒，展现了他作为一名北宋文人的雅致与才情。 后期诗风：沉郁顿挫，家国情怀 靖康之难的发生，对陈与义的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国破家亡的惨痛经历，使他从个人情趣的抒发转向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他开始对经历过“安史之乱”的杜甫产生强烈共鸣，并推崇备至。在逃难途中，他曾发出“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避虏入南山》）的感慨，这句诗不仅是其诗风转变的宣言，也表明了他对杜甫“诗史”精神的深刻认同。此后，陈与义的诗风一变而为沉郁顿挫，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悲壮情怀。他的后期诗作，如《伤春》中的“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峰。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朝廷懦弱误国的谴责，以及对坚决抗金人士的歌颂。这首诗雄浑沉郁，融裁贴切，历来被公认为学习杜甫诗歌的典范之作。四库馆臣曾评价其“汴京板荡以后，感时抚事，慷慨激越，寄迹遥深，乃往往突过古人”，高度肯定了他后期创作在艺术和思想上的成就。陈与义的诗歌集结为《简斋集》三十卷，另有《无住词》一卷传世。他的诗风转变，不仅是个人艺术风格的演进，更是时代巨变在一位敏感诗人心中投下的深刻印记，使其作品兼具个人美学与时代精神。

三、思想与性格

陈与义的思想与性格，是其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交织的产物，呈现出一位士大夫在乱世中坚守与求索的精神底色。 早年的雅致与独立 在北宋时期，陈与义展现出一位典型文人的雅致与清高。他早年对诗歌艺术的追求，以及对梅花高洁品格的赞赏，都体现了他对美学和精神独立的向往。崔𬸘“慎不可有意于用事”的教诲，也塑造了他诗歌创作中自然真挚的品格。同时，他对当时蔡京、童贯等权臣把持朝政的腐败现象深感不满，这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态度，彰显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正直与骨气。 国难下的忧愤与担当 靖康之变是陈与义人生的分水岭，也彻底激发了他内心深处的忧国忧民情怀。从“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的自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从个人审美转向家国大义的深刻转变。他不再满足于吟风弄月，而是将笔触对准了民族危亡、生灵涂炭的现实。在《伤春》等后期作品中，他毫不留情地谴责朝廷的软弱无能，歌颂抗金将士的英勇，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忧虑和对民族复兴的渴望。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历史责任感，使他成为南宋初期士大夫精神的代表。 坚韧的生命力与达观 尽管经历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苦难，陈与义却展现出惊人的坚韧与达观。他在流亡途中，仍能权摄知州事，尽力维持地方秩序；在仕途受挫、疾病缠身时，他选择退隐“南轩”，重新投入诗歌创作，这不仅是他对艺术的热爱，更是他寻求精神慰藉和自我疗愈的方式。这种在逆境中不屈不挠、在困厄中仍能保持创作热情的品格，体现了他内心深处强大的生命力。陈与义的精神底色，可以用两个核心命题来概括： 1. “诗史互证”的践行者：他以个人命运映照时代变迁，将诗歌作为记录历史、抒发家国情怀的载体，使诗歌超越了单纯的文学形式，成为时代精神的见证。 2. “从容入杜”的开创者：他从早年的清丽雅致，到乱世的沉郁顿挫，其诗风的转变不仅是对杜甫诗歌精神的继承，更是对现实困境的深刻回应，为南宋诗歌开辟了新的路径。陈与义的一生，是理想与困厄的辩证统一。他以其诗歌和人格，展现了一位士大夫在乱世中对国家、对民族、对自身使命的深刻思考与坚守。

四、后世评价

陈与义作为南北宋之交的过渡性诗人，在文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诗歌创作，尤其是靖康之变后的作品，对南宋诗坛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视为“江西诗派”向南宋诗风转变的关键人物。历代文人学者对陈与义的评价颇高。四库馆臣在评论其后期创作时，曾赞誉道：

“汴京板荡以后，感时抚事，慷慨激越，寄迹遥深，乃往往突过古人。” 这表明，陈与义在经历国难后，其诗歌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在感时伤事、慷慨激昂的表达上，甚至超越了前代的一些大家。这无疑是对他后期诗歌艺术成就的最高肯定。清代著名学者纪昀在《瀛奎律髓》中也对陈与义的诗歌进行了细致的批评： “简斋诗格高于宋人，措语亦修整而不甜，结句稍弱。” 纪昀认为，陈与义的诗歌格调在宋代诗人中是出类拔萃的，他的语言运用精炼考究，不流于甜腻，显示出高雅的品味。尽管纪昀指出其诗歌的“结句稍弱”，可能暗示其收束有时略显平淡，但这并不妨碍他对陈与义整体诗格的高度认可。陈与义的影响力体现在多个维度。他不仅以其独特的诗风转变，为南宋诗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也为后世诗人如何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相结合，创作出具有时代深度和人文关怀的作品提供了典范。他“从容入杜”的路径，也启发了后来的诗人对杜甫诗歌精神的继承与发展。综合来看，陈与义的诗歌之所以至今仍值得我们阅读，在于他以真挚的情感和精湛的笔法，记录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挣扎与求索的历程。他的诗歌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时代精神的缩影，展现了士大夫在国破家亡之际的忧患意识、责任担当和不屈精神。通过阅读陈与义，我们不仅能领略到宋诗的艺术魅力，更能感受到历史的沉重与人性的光辉，从而引发对家国情怀、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的深刻共鸣。

五、延伸阅读

入门作品清单

《和张规臣水墨梅五绝》：前期清丽诗风的代表作，通过梅花意象展现诗人高洁的品格与脱俗的审美。
《春日二首》：描绘春日闲适情趣与自然生机，体现诗人早期对生活细微美好的捕捉。
《避虏入南山》：诗风转折的关键作品，诗人自省并重新认识杜甫，表达了乱世中对家国的忧虑。
《伤春》：后期沉郁顿挫的代表作，直抒胸臆，谴责朝政，充满忧国忧民的悲壮情怀，是学杜诗的典范。
《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虽原文未提及，但此词是陈与义词作代表，通过怀旧与感伤，展现其在乱世中对故乡的思念与对往昔的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