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

一、生平

少年才俊，书香门第的启蒙

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诞生于浙江杭州府海宁盐官的一个书香世家。初名德桢，字静安，晚号观堂，谥忠悫。他的父亲王乃誉精通书画、篆刻及古文诗词，对幼年王国维的熏陶影响深远。七岁入私塾，后随父亲和陈寿田先生学习。少年王国维展现出过人的才华，1892年，年仅十五岁的他便在海宁州岁试中考中秀才，与同邑陈守谦、叶宜春、诸嘉猷并称“海宁四才子”，声名鹊起。然而，他此后两次乡试均未中举，这或许也预示了他未来将走出传统仕途，另辟蹊径的学术人生。

求学问道，中西融汇的早期探索

1898年，王国维的人生轨迹迎来重要转折。他前往上海，先在《时务报》馆担任书记校对，利用公余时间，进入金石学家罗振玉和藤田丰八创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文及理化知识。这段经历使他接触到西方思想与科学，为他日后融汇中西的学术路径奠定了基础。维新变法失败后，《时务报》停刊，他继续在东文学社和《农学报》工作，并跟随田岗佐代治学习英文，结识了日本汉学家狩野直喜。1901年，他应罗振玉之邀赴武昌湖北农务学堂任译授，后又在上海主编《教育世界》杂志。次年，他短暂留学日本东京物理学校，虽因旧病复发回国，但这段经历无疑拓宽了他的学术视野。回国后，他先后受邀到通州师范学校和苏州江苏师范学堂任教，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课程，并在此阶段埋头文学研究，进入其“兼通世界之学术”的“独学”阶段，写出了《红楼梦评论》等多篇哲学、美学论文，并自编为《静庵文集》出版。

避世东瀛，学术转向与沉潜

1906年，王国维随罗振玉北上入京，在学部任职，结识了吴昌绶、王鹏运等词学家，并与汉学家伯希和、内藤湖南等人交流考古与戏曲研究。然而，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作为清朝遗民，他选择随罗振玉寄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自居。这段避世东瀛的经历，成为他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他将研究方向从哲学、文学转向经史、小学，与罗振玉在学术上相互切磋，整理藏书，以古文字学为基础，深入研究古代中国历史，涵盖古器物、书册、服装、建筑等诸多方面。陈寅恪曾评价他：“其学问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在日本期间，王国维“生活最为简单，而学问则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其代表作《宋元戏曲史》便是在此期间创作完成。

归国执教，时代洪流中的挣扎

1915年，王国维携眷返国，短暂考察后，因眼疾未能成行，遂寓居上海，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他虽关注国内政局，但主要精力仍集中在碑文和古籍研究上。1917年，他著成《殷周制度论》，指出“中国政治与中国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展现出深邃的历史洞察力。1921年，他应邀出任北京大学教授，次年受聘为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1923年，他受蒙古贵族升允举荐，应召任清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得以窥见大内所藏秘籍。 1924年，国立清华大学筹办研究院，胡适力荐王国维为导师。然而，同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修改对清室优待条例，溥仪迁出皇宫，王国维亦陪同。此次事变对王国维打击巨大，他自认“日在忧患中”，甚至萌生自杀念头，幸被家人劝阻。次年，在胡适和溥仪的共同劝说下，王国维才勉强应诏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在清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主要授课，内容涵盖中国古文字学、《尚书》、《诗经》等，并主攻西北史地学、蒙元史学。他提出的“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的观点，以及对殷墟甲骨文、敦煌汉晋木简等“地下之新材料”的重视，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学术研究。然而，1926年长子潜明在上海过世，令他悲痛万分，情绪日益郁闷。

昆明湖畔，一代大师的绝唱

1927年，中国政治气氛剧变，北伐战争如火如荼，许多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流露出不安和悲观。王国维亦深感忧虑。6月2日上午，他雇人力车前往颐和园，自沉于昆明湖鱼藻轩，享年五十岁。他留下的遗书，封面上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落款是“五月初二，父字。”遗书内容简短而沉重：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王国维为何自溺，至今仍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种论点： * “殉北洋说”：认为他殉清朝遗民之节。 * “反共及痛恨北伐说”：认为他无法接受国民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 * “逼债说”：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及，王国维早年受罗振玉接济并结成儿女亲家，罗振玉常以此苛索，甚至以退婚要挟，令王国维走投无路。马叙伦在《石屋馀渖》中也曾提及此说。 * “性格悲剧说”：认为其性格中本有悲观厌世的一面。 * “文化衰落说”：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言中提出，认为王国维是为中国传统文化之衰落而殉道。他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无论具体原因如何，王国维的自沉，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悲剧，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知识分子在剧烈社会变革中，精神世界崩塌的缩影。他最终葬于福田公墓，一代国学大师的人生坐标，定格在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二、作品与风格

甲骨文与古史研究：二重证据法的开创

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将甲骨学从单纯的文字学范畴提升到史学研究的高度。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周制度论》以及《古史新证》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他通过将“地下之新材料”（如甲骨文）与“纸上之材料”（如《史记》等古籍）进行对比研究，不仅补正了《史记·殷本记》中的错误，更深入探讨了殷周的政治制度，得出了许多崭新的结论。他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即“吾辈生于今日，幸于古人，得见此等层累之材料。吾辈生于今日，又不幸于古人，古人无此等学问，亦无此等烦恼。然则吾辈今日之治学，当兼取地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以求得真理。”这一方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融入了实证主义的科学精神，是中国史学理论的重大革新，为古史及文献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纪元。

文学批评与词学：融汇中西的《人间词话》

王国维被誉为“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他的代表作《人间词话》是中国近代词学批评的里程碑。这部著作以其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论述，对中国古典词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评价，构建了独具特色的词学理论体系。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他提出的“人生三重境界”说：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这三重境界，不仅是对治学与人生奋斗历程的精妙概括，也体现了王国维对文学与人生哲理的深刻思考。他强调词的“真情”与“境界”，将词的审美提升到哲学层面。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的“意境论”和“境界说”有所区别：意境可以分解为意、境、观三要素，受西方理论影响明显；而境界则主要指真情和心理境界，体现了回归中国传统诗学的倾向。

戏曲研究：钩沉索隐的《宋元戏曲考》

在戏曲研究领域，王国维同样展现了其开创性的视野。他撰写的《宋元戏曲考》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宋元戏曲史的著作。他精通英文、德文、日文，这使得他能够借鉴西方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中国旧文学进行批判性审视。在《宋元戏曲考》中，他不仅对宋元戏曲的起源、发展、流派、剧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详细考证，更将其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填补了中国戏曲史研究的空白，为后世戏曲研究树立了典范。

治学风格：兼通世界，独辟蹊径

王国维的治学风格可以用“兼通世界，独辟蹊径”来概括。他不仅精通中国传统经史子集，更广泛涉猎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理论，并掌握多门外语。这种中西融汇的知识结构，使他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金石学、甲骨文、考古学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他善于从不同学科的视角审视问题，敢于突破传统藩篱，提出独到见解。无论是用西方美学原理批评中国古典词，还是以甲骨文补正古史，都体现了他创新求真的学术精神。陈寅恪曾赞誉他的学术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足见其学问之博大精深与独树一帜。

三、思想与性格

忧患意识：乱世遗民的家国情怀

王国维的一生，恰逢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从清末的衰落到民国的建立，再到军阀混战，他亲历了王朝的覆灭和传统文化的冲击。作为一位“前清遗民”，他内心深处有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他关注国内政局，对袁世凯称帝、北伐战争等事件都流露出不安和悲观。他自沉昆明湖前遗书中的“义无再辱”，不仅是对个人尊严的维护，更是对一个旧时代、旧文化消逝的悲壮回应。陈寅恪所言的“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正是王国维这种深沉忧患意识的最好注脚。他并非简单地固守旧制，而是以其敏锐的洞察力，预感到传统文化在现代冲击下的困境，并为此感到极度的苦痛。

独立精神：独学求真，不随流俗

王国维的性格中，有着强烈的独立精神和求真品格。他早年便进入“独学”阶段，不拘泥于传统科举之路，而是广泛学习中西学问。他曾多次婉拒北京大学等知名学府的教授聘请，直到溥仪出面劝说才勉强接受清华的教职，这体现了他不慕名利、专注于学术本身的超然态度。在清华任教期间，他鼓励研究生“要质疑、要写高的题目”，强调学术研究的创新性和深度，而非盲从。这种独立思考、不随流俗的学术精神，使他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学术潮流中保持清醒，开辟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路径。

悲剧情怀：理想与现实的张力

王国维的思想深处，弥漫着一种深刻的悲剧情怀。他追求“真理”，渴望在学术和文化中找到永恒的价值，然而现实的动荡、传统文化的衰落，以及个人命运的坎坷，都与他的理想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他的“人生三重境界”说，虽然描绘了追求大学问、大事业的艰辛与豁达，但其最终的结局，却更像是一种理想破灭后的绝望。他以“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来总结自己的一生，透露出一种看透世事、无所依恋的虚无感。这种悲剧情怀，既源于他所处时代的剧烈变迁，也与他敏感而深邃的内心世界息息相关。

核心命题：文化自觉与学术创新

王国维的精神底色，可以概括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自觉与对学术创新的不懈追求。他认识到中国文化面临的挑战，并试图通过融汇中西的学术方法，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他以甲骨文研究开辟古史新径，以西方美学观照中国古典词，都是在实践这种文化自觉与学术创新。他的思想，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艰难探索的缩影，其贡献在于为后世提供了一种如何在剧变时代坚守文化根脉并实现学术突破的范式。

四、后世评价

学界尊崇：国学大师的地位

王国维在世时便已声名远播，被誉为“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连接中西美学的大家”。他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这本身就足以说明他在当时学界的崇高地位。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言中对其评价极高，认为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肯定了他学问的广博与精深。罗振玉、沈曾植等同辈学者，以及后来的众多研究者，都对王国维的学术贡献推崇备至。他被公认为近代中国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国学大师”，在多个领域都达到了顶尖水平。

影响深远：开辟新径，泽被后世

王国维的影响力是多维度的。在史学领域，他提出的“二重证据法”革新了古史研究范式，开辟了利用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互证的新路径，至今仍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在文学批评领域，他的《人间词话》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美学洞察，不仅提升了词的文学地位，也为中国古典文学批评注入了现代意识。在戏曲研究方面，《宋元戏曲考》奠定了中国戏曲史研究的基础。此外，他在金石学、甲骨文、考古学等领域的成就，也为这些学科的现代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王国维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和创新精神，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泽被后世学人。

何以不朽：跨越时代的思想光芒

王国维之所以至今仍值得我们阅读和研究，在于他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某一领域的学术成就，更是一种跨越时代的思想光芒。他以其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洞察力，率先将西方学术思想引入中国传统研究，实现了中西文化的有机结合，为中国现代学术的转型提供了宝贵经验。他所展现的独立求真、不畏艰险的学术精神，以及对传统文化深沉的忧患意识，对于当下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传承和发展中华文明，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他的一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剧烈变迁时代中，探索、挣扎与奉献的缩影，其悲剧性的结局更引发了我们对文化、生命与历史的深层思考。阅读王国维，不仅是了解一位大师的学问，更是体悟一个时代的精神，反思我们自身的文化坐标。

五、延伸阅读

入门必读

《人间词话》：王国维词学理论的代表作，以精辟的语言阐释词的境界与美学。
《宋元戏曲考》：中国戏曲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展现其融汇中西的治学方法。
《观堂集林》：收录了王国维在哲学、文学、史学、甲骨文等多个领域的论文，是了解其学术全貌的重要著作。
《古史新证》：集中体现其“二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中的运用，是理解其史学思想的关键。

代表作品小辑

《人间词话》
主题：词学理论与美学境界
一语点评：以西方美学观照中国古典词，提出“人生三境界”，革新词学批评。
一句经典意象：“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宋元戏曲考》
主题：中国戏曲史研究
一语点评：开创性地运用西方文学原理研究中国戏曲，填补学术空白。
一句经典意象：钩沉索隐，构建戏曲史学体系。
《殷周制度论》
主题：古史与制度考证
一语点评：以甲骨文证史，揭示殷周变革对中国政治与文化深远影响。
一句经典意象：“中国政治与中国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二重证据法”
主题：史学研究方法论
一语点评：提出“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互证的科学方法，开辟史学新纪元。
一句经典意象：古史辨伪，求得真理。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