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江西抚州临川人，北宋时期一位极具争议与影响力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和改革家。他官至宰相，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王文公”。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在文学上独树一帜；在思想上，他创立了影响深远的“荆公新学”；而在政治上，他力主推行“熙宁变法”，试图革新积弊、富国强兵，却也因此引发了激烈的“新旧党争”，深刻改变了北宋的历史走向。他的一生，是理想主义与现实困境交织的传奇，至今仍是后人研究与争论的焦点。

一、生平

早年求学与入仕

宋天禧五年（1021年），王安石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抚州）一个官宦家庭。父亲王益官至都官员外郎。王安石自幼聪颖，酷爱读书，有过目不忘之能，下笔成章，文思敏捷。他的才华很早就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与推介，声名渐起。然而，少年时期的王安石也曾因诗文造诣而自负，不拘泥于世俗。直至父亲去世，守丧期间的悲痛与对人生意义的自省，让他发出“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的感慨，从此更加专注于学问与经世之道。庆历二年（1042年），22岁的王安石进士及第，本应状元，却因文章中一句“孺子其朋”触犯仁宗忌讳而降为第四名。此后二十年间，他先后在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地担任地方官。这段经历让他广泛接触社会底层，对民生疾苦和国家积弊有了深刻认识，也为他日后的改革思想奠定了基础。在此期间，他多次被朝廷召回京师试任馆阁职务，却都以家贫亲老或不愿因虚名速进为由坚决推辞，展现了他淡泊名利、不慕荣华的一面，也因此赢得了更多士大夫的赞誉。

地方实践与改革萌芽

王安石在鄞县（今浙江宁波）担任知县期间，开始小范围地试验他的新政理念。他深入考察当地水利状况，发现吴越国时期修建的水利工程因年久失修而淤塞，导致旱涝频发。他积极上书，争取支持，并亲自视察民情，带领百姓修筑长塘、挖掘陂塘，完善水利设施，使东钱湖得以灌溉更多农田，有效提高了旱年庄稼的存活率。在经济方面，他尝试将官仓谷粮贷给百姓，秋收后加息偿还，既解决了百姓青黄不接的困难，又使官仓陈粮得以更新，这正是后来“青苗法”的雏形。此外，“免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变法措施，也都在鄞县得到了初步实践。他还十分重视教育，在《慈溪县学记》中阐述了自己的参政理念。这些地方治理的成功经验，不仅为他积累了宝贵的实践数据，也坚定了其推行全面改革的决心。当浙东转运司要求各县缴纳“购人捕盐”的钱款时，王安石据理力争，认为此举会诱导民众为利奔波，加剧小民困苦，并非正途，体现了他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怀和对不当政令的批判精神。

京师沉浮与变法前奏

在鄞县任期结束后，王安石继续在舒州等地为官，亲眼目睹了百姓在丰年仍无法温饱、弃婴现象普遍的惨状，深感赋税过重、地方困苦。嘉祐三年（1058年），他被召回京师述职，向仁宗皇帝呈上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即“万言书”）。在这篇奏疏中，他深刻剖析了当时国家“天下之势，日益贫弱，风俗之弊，日益偷惰”的困境，指出根源在于“不法先王之政”，强调改革的紧迫性与必要性。他主张效法先王精神，以“理财”为核心，通过“变风俗，立法度”来富国强兵，这成为了他日后变法的纲领性文件。此后几年，王安石的仕途在朝廷的屡次征召与他本人的反复推辞中摇摆。他多次以资历不足、不愿破坏制度、家庭事务等理由拒绝朝廷的任命，甚至不惜与中书省多次“拉锯”，直到嘉祐五年（1060年）才最终接受集贤校理一职。这种特立独行的作风，既显示了他对原则的坚守，也为他赢得了“拗相公”的称号。在京任职期间，他还曾因一起少年杀盗案与开封府官员发生激烈争执，坚持少年行为属“缉捕盗贼”而非杀人罪，弹劾开封府官员判决不公，虽最终未被采纳，却再次彰显了他不畏权势、坚持己见的性格。仁宗驾崩后，王安石一度辞官服丧，直至英宗朝治平二年（1065年）才复职，并于江宁讲学，培养了一批支持他改革的学生。

熙宁变法：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即位，锐意改革，急于求治。熙宁元年（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入对，王安石阐述了以尧舜为法、经世务实的治国理念，得到了神宗的极大认同。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旋即升任宰相，全面启动了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动机有二：一是“富国强兵”，解决北宋因冗官、冗兵、冗费导致的财政积贫和边防虚弱问题；二是“摧制兼并，均济贫弱”，抑制大地主兼并土地，减轻农民负担，实现社会公平。他设立三司条例司，推行了一系列新法： * 经济方面： 青苗法（向农民低息贷款）、募役法（以钱代役）、农田水利法（兴修水利）、方田均税法（清丈土地，均平赋税）、市易法（官府平抑物价，抑制兼并）。 * 军事方面： 保甲法（十户一保，训练民兵）、保马法（养马备战）、将兵法（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 * 教育与选官： 改革科举制度，废除诗赋取士，注重经义和策论，设立太学三舍法，培养实用人才。然而，变法触及了官僚、地主阶层的既得利益，引发了朝野上下的激烈反对，史称“新旧党争”。以司马光、韩琦、欧阳修等为代表的保守派，与王安石及其新党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战。他们指责新法扰民、聚敛、用人不当。尽管神宗初期坚定支持王安石，但面对天灾人祸、民怨沸腾以及两宫太后的哭诉，神宗的决心也开始动摇。熙宁七年（1074年）和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两次被罢免宰相职务。值得一提的是，变法期间，王安石曾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之说”，展现了他不为传统、舆论所束缚的改革精神。但现代学界对“三不足之说”是否为王安石本人所提出仍存争议。在军事上，王安石支持王韶发动“熙河开边”，收复河湟失地，对西夏转守为攻，取得了显著的军事成就。

晚年退隐与身后哀荣

熙宁八年（1075年），王安石再次复相，继续推行新法，并完成了其核心思想著作《三经新义》，使“荆公新学”成为官学。然而，不久之后，他的爱子王雱病逝，加上长期身心俱疲，王安石多次请求辞职。元丰二年（1079年），神宗最终同意，改任他为镇南军节度使、判江宁府，加封荆国公。王安石从此退居江宁（今南京）半山园，过着半隐居的生活，潜心著述，其诗风也在此阶段达到了顶峰。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在半山园逝世，享年64岁。此时，神宗已逝，哲宗即位，司马光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任宰相，全面废除了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尽管政治上新法被废，但司马光仍致书吕公著，认为应厚待王安石，以振起浮薄之风。宋哲宗追赠王安石为太傅，并命曾与王安石多有政见冲突的苏轼撰写祭文，苏轼在文中对王安石的才华与品德给予了高度评价。王安石的墓地几经迁徙，最终安葬于临川月塘。他的故里、故居以及纪念馆至今仍是人们缅怀这位伟大改革家的场所。

二、作品与风格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极高，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并称“唐宋八大家”，在诗、词、文各领域均有建树，其作品风格独特，自成一体。

诗歌：开创“荆公体”

王安石的诗歌在北宋诗坛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他继承了欧阳修、梅尧臣的诗风，并在此基础上开创了独具特色的“荆公体”。其诗风以“新奇”、“好议论”、“好用典”、“好矜奇”为主要特征，对宋诗的整体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大力提倡集句诗，并亲自创作了《胡笳十八拍》等典范之作。王安石的诗歌创作以56岁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诗歌多关注社会现实，咏史诗尤其出色，继承了左思、杜甫的传统，笔力雄健，气势浑厚。罢相退隐之后，他的诗歌创作进入顶峰，逐渐摆脱了政治功利色彩，转为含蓄深沉，意境空灵，清新脱俗，形成了独特的“半山体”。例如： * 《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此诗以精妙的“绿”字闻名，描绘了江南春色的生机勃勃，同时流露出诗人对故乡的深切思念，意境清新，情感真挚。 * 《书湖阴先生壁》： 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这首晚年之作，用典自然，意境开阔，将田园风光描绘得生动活泼，充满生活情趣，展现了诗人晚年超脱旷达的心境。他的咏史诗尤其擅长议论，现存一百多首，分为史传型、咏怀型和史论型。其中史论型成就最为突出，常常独辟蹊径，语不惊人死不休，对前人历史人物或事件提出新颖见解。如《明妃曲》一诗，突破了传统对王昭君的同情，指出人生失意的普遍性，展现了其深刻的洞察力。

词作：数量稀少，意境深远

王安石的词作数量不多，现存仅二十九首，这与他“务为有补于世”的文学主张有关。然而，他的词作仍不乏名篇，如《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此词气势磅礴，意境开阔，将金陵古都的壮丽景色与六朝兴亡的悲慨融为一体，被苏轼誉为“野狐精”，足见其艺术魅力。他的词作在体制上继承了五代宋初小令为主的风气，也尝试了中长调，并对集句体词的变革产生了一定影响。

散文：唐宋八大家之风骨

王安石的散文以说理见长，言简意赅，逻辑严谨，直指要点。他与欧阳修、曾巩等共同推动了古文运动，反对浮靡文风，提倡文以载道。他的文章结构严谨，主意超卓，说理透彻，在唐宋八大家中别树一帜。例如，他的《读孟尝君》仅八十八字，却能独辟蹊径，对孟尝君的用人策略提出独到见解，令人深思。

文学主张：经世致用

王安石的文学观深受其政治抱负影响，他明确提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认为文学的根本价值在于对社会有益，是政治的附庸。他强调文章的实用性，而非单纯的辞藻华丽。这种“经世致用”的文学主张，使得他的作品大多针砭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说理深度。直到晚年退隐，其文学观才变得更为包容并济，诗歌创作也因此达到了更高的艺术境界。

三、思想与性格

王安石不仅是政治家和文学家，更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他创立的“荆公新学”对北宋后期乃至宋明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思想体系与人格气质紧密相连，共同塑造了他特立独行的形象。

儒法兼融的经世之学

王安石的思想根基是儒家，而非单纯的法家。他自幼学习儒家经典，但并不墨守成规。他认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有误，主张“天变不足畏”，强调人道与天道的区分。他批判当时的“俗儒”因循守旧，提出“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鼓励学者博览群书，从诸子百家乃至佛道思想中汲取养分，以求“通经求理”，发现经典的本意。这种开放的治学态度，使得他的思想体系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创新性。在变法实践中，王安石虽然以儒家仁义思想为根本，但也景仰法家“能令政必行”的务实精神，如他对商鞅的评价“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便体现了其务求实际、避免虚无的经世理念。他将孔子、孟子、杨雄等人纳入同一思想谱系，推动了“尊杨思潮”，最终使杨雄得以入祀孔庙，显示了他在学术谱系构建上的影响力。

“荆公新学”的核心要义

王安石的思想体系被后世统称为“荆公新学”，其主要理论依据是他在变法期间编撰的《三经新义》和《字说》。《三经新义》是对《尚书》、《诗经》、《周礼》三部儒家经典所作的全新解释，它提倡用更具创新性的“义理学”取代传统的“章句学”，强调对经典深层义理的探究，而非拘泥于字句训诂。这套学说后来成为宋代官方的科举范本，对当时的学术风气产生了巨大影响，引领了长达六十年的思想潮流。在《春秋》公案中，王安石将《春秋经》视为“大典”，而将流传的《春秋传》斥为“断烂朝报”，试图通过改革科举制度，将自己的学术思想纳入官方体系。这不仅是他对经典理解的创新，也是其政治改革在学术领域的延伸，旨在培养具有革新精神和实用才能的官员。

唯物思辨与革新精神

王安石在哲学上表现出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他在《洪范传》中对五行起源的解释，与传统儒家和董仲舒的说法大相径庭，更接近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他区分了“天”与“人”，强调以人为中心，提出了人所创造的“四术”（礼、乐、刑、政），认为日月星辰、山川丘陵等皆是物质存在，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来认识。圣人之所以为圣，正是因为他们精通万物之理。受老子思想影响，王安石的辩证法与朴素唯物主义紧密结合。他认为历史进程和社会变化是不可阻挡的，法律制度也应随时代变迁而调整，根据国情进行有益的改革。这种革新精神正是他推行变法的核心宗旨，他相信通过制度变革，可以解决现实问题，实现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公平。

特立独行的“拗相公”

王安石的性格是其思想和行动的鲜明注脚。他为人特立独行，不拘小节。史载他常不梳洗就出门会客，看书入神时随手拿东西吃，甚至吃了鱼食也不知道，对生活琐事和个人仪表毫不在意。这种“不近人情”的作风，让一些人难以理解，也为他赢得了“拗相公”（固执的宰相）的绰号。然而，这种“拗”并非冥顽不化，而是他对自己信念的坚守。无论是面对朝廷的屡次征召，还是在变法过程中遭遇的巨大阻力，他都表现出惊人的毅力和原则性。他曾说：“我只想赶快吃完饭去办正事，从没注意吃了什么下肚。”这句轶事生动地刻画了他除了读书与办公之外，对其他一切都不甚在意的专注与执着。在常州任内，他能在宴会上因思索《咸》、《恒》两卦有所领悟而突然发笑，更显示了他沉浸于学问的纯粹与超然。正是这种坚韧不拔、特立独行的性格，支撑着他在逆境中坚持理想，成为北宋政坛上最独特、最深刻的存在。

四、后世评价

王安石的生平与变法，在历史上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议，其评价可谓毁誉参半，极具复杂性。

争议迭起：毁誉参半

在王安石生前，其改革就遭到朝野上下，包括司马光、韩琦、欧阳修、苏洵等众多名臣的激烈反对。苏洵的《辨奸论》（其真实性在学界仍有争议）更是将王安石斥为“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北宋灭亡后，南宋高宗为开脱父兄之责，将靖康之耻归咎于王安石变法，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新法，甚至罢去王安石配享神宗太庙的资格。南宋理宗时期，更将其盖棺论定为“万世罪人”，话本小说《拗相公》也称“我宋元气皆为熙宁变法所坏”。此后，明太祖朱元璋、清康熙帝等也多持否定态度，认为王安石变法导致“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这种负面评价在官方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影响深远。然而，即使在南宋，也有陆九渊等学者肯定王安石“洁白之操，寒于冰霜”，认为其私德高尚，只是“好心办坏事”，将变法失败归因于用人不当。元、明、清三代，亦有吴澄、颜元、李绂、龚自珍等学者，或出于乡贤情结，或因思想理路相近，对王安石及其部分新法措施给予了肯定，尤其对科举改革、免役法等持正面看法。

历史地位：改革家的多维遗产

进入近代，随着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改革思潮兴起，王安石的形象开始被重新审视。梁启超专门撰写《王安石传》，称其为“三代以下唯一完人”，高度肯定了他的改革精神和人格魅力。严复等维新派也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学习王安石的改革精神。民国时期，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逐渐推广，其正面评价日益增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一度从阶级角度出发，肯定其抑制兼并、均济贫弱的进步意义。改革开放后，对王安石等改革家的评价趋向更为正面和多元。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与现代眼光接近，他提出的“不加赋而国用足”理论，即通过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生产与流通，扩大经济总量以增加税收，是现代国家理财的普遍原则。黄仁宇指出，王安石试图在11世纪的北宋进行“现代性的改革”，但因文化和政治的局限未能成功。

今日回响：为何仍值得读

王安石的争议性，恰恰是他思想深度和改革勇气的体现。他以一己之力，试图扭转一个庞大帝国的命运，其理想之宏伟、行动之果决，在历史上罕有匹敌。至今，我们仍能从王安石身上汲取深刻的启示： 1. 改革的勇气与担当： 面对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他敢于突破传统，挑战既得利益，展现了政治家应有的历史担当。 2. 经世致用的思想： 他将学问与实践紧密结合，强调理论必须服务于解决现实问题，这种务实精神对任何时代都具有指导意义。 3. 独立思考的精神： 他不盲从权威，不拘泥教条，勇于提出独到见解，这正是批判性思维的典范。 4. 理想与现实的张力： 王安石变法的成败，深刻揭示了改革的复杂性，即便是良善的初衷，也可能因执行不力、时机不当、阻力巨大而走向失败，这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王安石的诗文，其独特的“荆公体”和“半山体”，以及说理透彻的散文，至今仍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阅读王安石，不仅是了解一位历史人物，更是通过他的思想与实践，反思国家治理、社会变革与个人命运的永恒命题。

五、延伸阅读

入门作品清单

《泊船瓜洲》： （意境清新，思乡之情，感受其晚年诗风的精妙）
《书湖阴先生壁》： （晚年田园诗代表，体会其超脱旷达的心境与典故化用之妙）
《明妃曲》： （咏史诗代表，感受其以议论入诗，独辟蹊径的史论风格）
《桂枝香·金陵怀古》： （词作代表，领略其气势磅礴、怀古伤今的词境）
《读孟尝君》： （说理散文代表，体会其言简意赅、见解独到的文风）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书）： （了解其变法思想的纲领与核心主张）

代表作品小辑

《泊船瓜洲》
主题：思乡、自然景致
一语点评：以精妙炼字描绘江南春色，流露归乡之情，是其晚年诗风的代表作。
一句经典意象：>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书湖阴先生壁》
主题：田园风光、生活哲理
一语点评：晚年诗风的代表，典故化用自然，意境深远，充满生活情趣。
一句经典意象：>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明妃曲》
主题：咏史、人生失意
一语点评：突破传统视角，以议论入诗，揭示人生普遍困境，见解独到。
一句经典意象：>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桂枝香·金陵怀古》
主题：怀古伤今、历史兴衰
一语点评：气势磅礴，词境开阔，将金陵古都的兴衰与个人感慨融为一体，被誉为怀古词绝唱。
一句经典意象：>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读孟尝君》
主题：历史评论、识人论世
一语点评：短小精悍，观点犀利，以小见大论用人之道，体现其说理散文的特色。
一句经典意象：> 盖才之用，国之大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