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约公元前86年），字子长，世称“史迁”、“太史公”，因其不朽巨著《史记》而被誉为“历史之父”和“史家之镜”。这位西汉时期的史学家与文学家，以其严谨的史学方法、对史实真实性的坚持，以及开创性的纪传体撰史方式，为中国乃至世界史学奠定了里程碑式的基石。他的《史记》不仅是中国史书的典范，更是一部文学巨著，被鲁迅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思想与人格魅力，穿越千年，至今仍熠熠生辉。

一、生平

早期求学与游历：奠定史学基础

司马迁的诞生，正值汉景帝与汉武帝交替的盛世。他出身于一个世代为史官的家庭，父亲司马谈担任太史令，这为他接触浩瀚典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年仅十岁，司马迁便已能熟读《尚书》《左传》《国语》等古籍，展现出过人的天赋。他早年曾受教于孔安国、董仲舒等当时的大儒，汲取了深厚的文化滋养，为日后的著史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十九岁起，司马迁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壮游。他从长安出发，足迹遍及江淮、中原，甚至远至西南夷的“邛、莋、昆明”等地。这次游历并非简单的观光，而是带有明确的学术目的：他深入民间，考察各地风俗人情，采集历史传说，亲身感受山川地理，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第一手史料。这些经历不仅开阔了他的视野，更培养了他实事求是、深入探究的史家精神，为他日后撰写《史记》提供了生动的素材和深刻的洞察。

承父遗志，修史立言：太史公的使命

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不幸离世。临终前，司马谈紧握儿子的手，语重心长地嘱托：“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他深感未能完成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是毕生憾事，将这一神圣的家族使命与个人宏愿托付给了司马迁。司马迁含泪应允，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这部鸿篇巨制。约公元前107年，司马迁承袭父职，担任太史令。公元前104年，他与唐都、落下闳等贤士共同修订了《太初历》。这部历法废除了秦代以十月为岁首的旧制，改以正月为岁首，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历法的基础，展现了司马迁在天文学上的卓越贡献。此后，他便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史记》的写作之中，以纪传体开创了中国史学的新纪元，自称“太史公”，开始了对历史的深邃探索与独立表达。

李陵之祸：生命与信念的抉择

在司马迁潜心修史的过程中，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早在《史记》撰写初期，汉武帝在审阅《孝景本纪》和《今上本纪》时，就因司马迁的叙述被认为有贬损之意而大为不满，甚至命人削去书简上的文字，这为日后的祸端埋下了伏笔。公元前99年，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率军出击匈奴，因寡不敌众，兵败被俘。朝野上下，群情激愤，皆认为李陵叛降，当诛九族。然而，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却在汉武帝面前仗义执言，他认为李陵兵败是因“矢尽道穷，救兵不至”，且其投降实为“欲得其当而报汉”，并非真心叛变。司马迁还强调，李陵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不应因一时失利而抹杀其功绩。这番表述触怒了汉武帝。他误认为司马迁是借李陵之事，贬低主帅李广利（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进而批评自己用人不当。加之此前对司马迁修史内容的不满，汉武帝勃然大怒，以“诬罔”（欺骗皇帝）之罪将司马迁投入狱中，判处死刑。当时，死刑有两种免除方式：一是缴纳五十万钱赎罪，二是接受腐刑（阉割）。司马迁家贫无力赎身，最终选择了后者。宫刑的屈辱，对他而言是莫大的打击，他曾悲愤地写道：“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然而，正是这刻骨铭心的痛苦，铸就了他“发愤著书”的坚韧意志，使他将全部生命倾注于《史记》的完成。

归宿成谜：历史的留白

关于司马迁的最终结局，历史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这使得他的卒年和死因至今仍众说纷纭，成为一个未解之谜。有史料认为他一直活到汉昭帝年间，得以善终；也有人推测他在完成《史记》后便隐居山野，不为人知。东汉卫宏在《汉书·旧仪注》中则记载，司马迁最终因“有怨言，下狱死”，暗示他可能因言获罪而亡。尽管司马迁的生命终点被历史的迷雾所笼罩，但他的精神和著作却如星辰般永恒闪耀。他以血肉之躯，承载着巨大的屈辱与痛苦，却以超凡的毅力完成了彪炳千秋的《史记》，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人生坐标，从早年的游历求学，到承父遗志的使命感，再到李陵之祸的生死抉择，无不深刻地塑形了他的创作与人格气质，使《史记》成为一部浸润着生命体验与独立思考的史诗。

二、作品与风格

《史记》：史学与文学的里程碑

《史记》是司马迁一生心血的结晶，也是中国史学和文学史上的一座巍峨丰碑。这部巨著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涵盖了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以其宏大的叙事、严谨的考证和深刻的洞察，被公认为中国史书的典范。它不仅确立了中国史学的基本格局和方法，更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鲁迅先生将其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精准地概括了《史记》兼具史学真实与文学魅力的双重特质。

纪传体：开创史学新范式

《史记》最显著的特点，便是司马迁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这一体例打破了以往编年体史书的局限，将历史人物作为叙述中心，通过“本纪”（记述帝王事迹）、“世家”（记述诸侯国君和重要家族）、“列传”（记述各类人物）、“表”（以表格形式梳理大事年表）和“书”（记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等）五个部分，多维度、立体化地展现历史全貌。正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所言：“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纪传体以其灵活的结构和对人物命运的关注，使得历史不再是枯燥的事件堆砌，而是充满生命力的群像画卷，为后世历代“正史”所传承，成为中国史学最主要的体裁。

“无韵之离骚”：文学笔法与叙事魅力

《史记》的文学价值，丝毫不逊于其史学价值。司马迁以其高超的叙事技巧和生动的笔触，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使得历史人物的性格、情感、命运跃然纸上。他善于运用细节描写、心理刻画和对话，使人物形象丰满而富有感染力。例如，在描绘李广与卫青两位将军时，明代黄淳耀评论：“太史公以孤愤之故，叙广不啻出口，而传卫青若不值一钱，然随文读之，广与青之优劣终不掩。”宋代黄震亦在《史记评林》中指出：“凡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华夷，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氏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这些评论精准地揭示了司马迁“春秋笔法”的精妙之处——他并非简单地褒贬，而是通过客观的叙述和细节的选择，让人物的优劣、功过自然呈现，读者在阅读中自行体会其深意。这种“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叙事魅力，使得《史记》超越了史书的范畴，成为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文学巨著，其审美旨趣在于对人性的深刻挖掘和对历史命运的悲悯关怀。

三、思想与性格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学思想核心

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提出了其著史的宏大目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不仅是他的史学宣言，更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 “究天人之际”并非指迷信天命，而是探究自然规律、社会发展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复杂关系，思考历史进程中“天道”与“人道”的互动与影响。他重视天人关系的演变，力图从中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通古今之变”则体现了他对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深刻理解，旨在贯通古今，揭示历史演进的规律和趋势。而“成一家之言”，则彰显了司马迁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的史家风骨，他要以自己的学识和见解，对历史作出独到的评判和总结，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史学体系。这一核心命题，贯穿《史记》始终，塑造了其严谨求实、独立批判的精神底色。

秉承父志与《春秋》精神：修史的内在驱动

司马迁著述《史记》的动机，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其中最核心的驱动力源于家族传承与文化使命感。首先，是秉承父志。司马氏世代为史官，修史是家族的荣耀与责任。父亲司马谈临终前的殷切嘱托，以及他对未能参与汉武帝封禅大典的终生遗憾，都深深烙印在司马迁心中。完成《史记》，既是对父亲遗愿的忠实履行，也是对家族世业的继承与发扬。其次，是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表达了对孔子“继《春秋》”的强烈愿望，认为自己肩负着“明道义，显扬志业”的使命。他所继承的《春秋》精神，并非仅仅是形式上的延续，更是其“褒贬精神”和“春秋之义”——即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评价，达到“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的目的。他希望通过《史记》，拨乱反正，彰显道义，以史为鉴，匡正时弊。最后，是肩负史家职责。尽管太史令在当时只是一个管理图籍、掌管星象的小官，但司马迁却不满足于此。他认为作为太史，有责任“述往事以思来者”，不能“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这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促使他超越了官职的限制，以史学家的自觉，致力于完成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通史。这三重驱动力，共同构筑了司马迁修史的宏大格局和坚韧意志。

“发愤著书”：苦难铸就的史家风骨

司马迁的性格，是其思想的深刻体现，也是其人生际遇的真实写照。他是一个忧国忧民、正直敢言之人，从他为李陵辩护，不惜触怒龙颜，甘受奇耻大辱，便可见其孤高不屈、坚守信念的人格底色。面对宫刑的巨大屈辱，他没有选择轻生，而是将这份痛苦转化为著书立说的强大动力，正如他在《报任安书》中所言：“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辰，光耀千古。”他以“发愤著书”的姿态，完成了《史记》，这不仅是对个人苦难的超越，更是对历史使命的忠诚。这种“发愤著书”的精神，铸就了司马迁坚韧不拔的史家风骨。他以事实为依据，不涉及个人观点，被誉为“史家之镜”，体现了他求真务实、客观公正的史学态度。同时，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都充满了人性的光辉与复杂，这反映了他对人世的深刻洞察和悲悯情怀。司马迁以其独特的“思想—情感—表达”因果链，将个人的理想与现实的困厄进行辩证对照，最终凝结成一部充满生命力的历史巨著，其精神底色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及对历史与人性的永恒追问。

四、后世评价

“史家之绝唱”：历代文人赞誉

《史记》问世以来，便以其卓越的史学与文学成就，赢得了历代文人学者的广泛赞誉。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高度肯定了其在史学和文学上的双重巅峰地位。北宋史学家郑樵则评价：“六经之后，唯有此作”，将其与儒家经典并列，足见其在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对《史记》的纪传体结构推崇备至，认为其“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肯定了其对后世史学体例的开创性贡献。曾国藩在《圣哲画像记》中说：“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闳识孤怀，不逮子长远甚”，赞扬司马迁叙事中的深意和超越班固的文学才华。明代黄淳耀和宋代黄震对司马迁在人物刻画上的“抑扬予夺之妙”更是赞不绝口，认为他能通过精妙的笔法，让人物的优劣、功过自然呈现，而非简单褒贬，展现了高超的艺术手法。

深远影响：史学与文学的双重坐标

《史记》的影响力是全方位的，它不仅是中国史学的开山之作，更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在史学方面，纪传体成为此后两千年中国正史的典范，历代史家无不奉其为圭臬。它确立了中国史学的基本框架、叙事模式和价值取向，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在文学方面，《史记》以其生动的叙事、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开创了传记文学的先河，对后世散文、小说乃至戏曲的创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雄浑的笔力、跌宕的情节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成为后世文学家学习的典范。曾国藩就曾将司马迁与相如、子云、孟坚、韩愈并列，视为古文学习的五大家。

为何至今仍值得读：穿越时空的史诗

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能穿越两千多年的时光，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不仅在于其史学价值和文学成就，更在于其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和不朽精神。它不仅是一部记录历史的著作，更是一部探讨人性、命运、权力与道德的史诗。《史记》中的人物，无论成败，都充满了人性的光辉与复杂，他们的故事折射出人类共同的情感与困境。司马迁以其悲悯的情怀和独立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历史、理解人性的独特视角。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大抱负，以及在巨大苦难中“发愤著书”的坚韧精神，更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阅读《史记》，我们不仅能了解历史的脉络，更能感受到一位伟大史学家独立不羁的灵魂，领悟到生命与信念的重量，这正是它至今仍值得我们反复品读的根本原因。

五、延伸阅读

入门作品清单

《史记》选篇：作为一部鸿篇巨制，初读者可从《项羽本纪》《廉颇蔺相如列传》《刺客列传》《报任安书》等经典篇章入手，感受司马迁的叙事魅力和人物塑造功力。
《报任少卿书》：这封书信是司马迁在遭受宫刑后写给朋友任安的，字字泣血，深刻剖析了其内心痛苦、著书立说的宏愿与坚韧意志，是理解司马迁人格与《史记》创作动力的绝佳文本。

代表作品小辑

《史记》
主题：以人物为中心，宏大叙事中国古代三千年历史，探究天道与人事的变迁，揭示人性的复杂与历史的规律。
一语点评：一部以生命和血泪铸就的“百科全书”，开创了中国史学和文学的新纪元，其思想与艺术成就彪炳千秋。
一句经典意象：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著史宗旨，亦是其精神写照）
《报任少卿书》
主题：个人苦难、生命尊严与著书立说的宏愿，表达了在极度屈辱中坚守信念、完成使命的决心。
一语点评：司马迁在宫刑后写下的绝笔，字字泣血，是理解其人格与《史记》创作动力的钥匙，亦是千古文章典范。
一句经典意象：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虽非《史记》原文，但出自此书，是司马迁生命价值的宣言，亦是其著史精神的集中体现）资料来源：维基百科（中文）